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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伟生

本文作者: 发布时间:3个月前 (09-02)

张伟生,出生于1954年8月,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、编辑室主任、《书与画》杂志执行主编、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书画院画师。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人物经历

斋名怡和堂,出生于1954年8月。

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委员会委员、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、编辑室主任、《书与画》杂志执行主编、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书画院画师。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。

2018年11月11日,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,张伟生当选为副主席。

主要作品

撰写出版了《临帖指南》、《颜真卿多宝塔碑临习》、《宋元书法》、《上海百年文化史·书法卷》、《书法名家经典十讲》、《百联欣赏》、《楷书道德经》等,合着有《生活小百科丛书(书法)》、《篆书艺术》、《梅兰竹菊诗书画揽赏》,合译有《中国书法》等专著。

获奖记录

1991年论文《试论郭沫若书法艺术》荣获第二届中国书协理论研讨会二等奖;

1993年荣获上海“谢稚柳书法艺术奖”提名。

人物评价

文人自古分南北。或如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或是“关西汉铁板铜琶”,不能判孰优孰劣,只能说风味各有不同。像张伟生这样的文人书家,毫无疑问,就应算南派文人的典型。

每每论起南北文人的风格,我总会想起鲁迅先生有一篇《北人与南人》的妙文,他说:“北人的优点是厚重,南人的优点是机灵。但厚重之弊也愚,机灵之弊也狡。”紧接着,先生又借用顾炎武的一句话说南北文人的状态,北方人是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;南方人则是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”。

我觉得这“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”八个字概括得非常有意思,它将南方文人的澹然随意、闲雅旷达、自由散漫、机智狡狯的性格特点,通过另一种假象描绘出来。虽说是批评,但我却从中读出了一丝赞许。

祖籍苏州生长于上海的书法家张伟生,可以说就是十足的南方文人。与之相识二十多年来,他的低调谦和、从容儒雅一直为圈内人所称道。近些年来,我们时常也有一些聚会,譬如在参加市书协的一些活动中,或是圈内好友如陆康先生的召集等,但文人相聚,无非也就是东拉西扯,闲谈为主,而所谓的一本正经地谈艺论道,还真不多。因此,虽不至于“群居终日”,而所谓的“言不及义”,倒也属实。在闲聊中的张伟生,通常只是微笑倾听,就我所见,他似乎从不发豪言壮语,不论是餐前还是酒后;偶尔当然也娓娓而谈,但也从不会独占话头。而当有的朋友豪情四溢、滔滔不绝时,他或许会一旁冷不防地给你一句,恰如其分,幽默开怀。我想,有的文人就是这样,也许整天都没有一句正经的,但偶尔有一句“及义”了,恰恰就点中了你的要害。

沪上一大批活跃知名的书画家,老一辈的暂且不论,如果仅从“文革”后开始“论资排辈”的话,周慧珺、韩天衡等应是第一代,而像张伟生这样的就算是第二代了。这第二代书家,如今都应是“奔六”的年华,若要放在民国以前,都应属“老翁”级的书法家了,但就今天来说,这年龄段正是书艺的成熟期,创作的黄金期。所以说“奔六”年华,基本也就等于是艺术家的“花样年华”,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,往往会有前所未有的体悟与老到,也会有后所不及的自然与畅达。应该说,张伟生在这一辈的书家中也是一位佼佼者了。他的书法,气格清新,章法雅逸,楷书从晋唐入手,笔致紧密,气韵生动,骨丰肉匀如绵里裹铁;而其隶书则主要学石门颂,线条生拙,朴茂苍霭,在书写节奏上从容不迫,平淡中见生气。当然,最为强项的,还是他的行草书,其行草虽脱胎于二王,但于宋元明清的一些文人尺牍中,也汲取相当的养分,从而形成他恬淡静穆、温文尔雅一路的个人面目。面对行草书的创作,无论是八尺中堂还是盈幅扇面,或是对联、手卷等,他都能潇洒落笔,轻松驾驭。或轻圆流润、姿荣秀出;或跳跃奔腾、自然超逸。然而,伟生书法即便是酒酣耳热的任意挥洒,总也有他雅逸一路的书卷气在,即所谓“书如其人”也。所以,在他的作品中,我们是看不到那种夺人眼球的笔墨和夸张变形的线条,因为一件艺术作品,如果仅仅以刻意的外在表现为首要目的,那一定会趋于单薄而肤浅。对此张伟生不以为然,他讲究的艺术是作者心灵本色的自然流露,是心手合契的产物,是作者文化修养和才艺审美的综合体现。因此他所崇尚的肯定不是作品外在的招式,而是作品整体的气度,书法内在的厚度以及外在所看不见的深度。

眼下许多书法家,在笔墨的创作上往往当仁不让、一骑绝尘,而在书学理论的学习上却漠不关心、不闻不问,此实乃治艺之大忌。莫不知书画之道,若没有学问书卷的底气,创作上哪怕再怎样的“一骑绝尘”,终归还是走不远。长期身处书画出版工作的张伟生深谙个中道理,所以,在书画创作的同时,他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习,并不断地埋首著述,几年来,他撰写出版了《宋元书法》、《上海百年文化史·书法卷》、《笔有千钧任翕张》等多种书学理论著作,尤其是对宋元明以来沪渎一带的的书法人物及书法发展史,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考察,爬梳整理,写下了数十篇专题论文,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空白。说起探究书学理论的兴趣,张伟生常常回忆起当年和业师韩天衡先生的一段故事:那时韩先生为了编撰《历代中国篆刻论文选》而暂住杭州西泠印社,而伟生每到双休日一早,便独自乘着火车赶到西泠印社,陪着老师或查阅资料或抄写卡片,闲时聊聊天,而星期天的晚上,再乘火车返回,因第二天还要上班。如此坚持了多时,既培养了自己注重理论学习的观念,也从老师的身上,学到了一套平时难以学得的治学经验。

张伟生在一篇《治艺断想》的文中,将书法艺术分为两个层面:第一是基础学习乃至笔墨技法;第二则是自我风格的创作和完善。他写道:“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囿于字内功夫的话,那么后者则是致力于字外功夫,它要靠艺术家的观念、性情、胸次和功力等去化古为今、化人为己。这是一个何等漫长而艰苦的过程!”诚然,这过程虽是漫长而艰苦,但我想,相对于伟生这样长期注重书学理论和书卷学养的书法家而言,其实这段“漫长的艰苦”已经过去,这正如王静安先生所谓的“衣带渐宽”这一境已经过了,接下的境界就是等待你“蓦然回首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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